ESG全球领导者大会再升温:诺奖得主、国际组织负责人、企业高管观点碰撞
Sue Xiao · 2023-09-18 10:44:48 峰会报道
2023ESG全球领导者大会9月14日进入第二天。本次大会主题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大会由新浪财经、中信出版集团主办,老凤祥联合主办,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特别支持。
在今天的大会上,有五位诺奖得主发言,还有来自全球的国际组织负责人、学者、企业家、专业机构共同讨论了如何通过实施ESG策略来推动可持续发展。
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能源转型委员会主席、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前主席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发表了演讲。他表示,“从2023年的极端天气事件来看,很明显,我们可能正朝着一个不可持续的未来迈进。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气温状况,陆地上的,还有某种意义上来说更令人担忧的大洋中的某些地区的温度,水文循环的急剧恶化,大规模干旱和野火现象的出现,以及大范围的洪水,和南极冬季冰层的急剧减少等许多事情都必须给世界敲响警钟。”
在阿代尔•特纳看来,到目前为止,建设零碳经济最重要的优先事项是实现大规模的清洁电气化,其次,电力系统本身要尽快实现去碳化。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确保世界各国在其他全球问题上的分歧不会阻碍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
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Borge Brende)表示,我们将会面临很多挑战,但也不是没有希望。“如果我们能开展合作,在增长议程上达成共识,那么到年底的时候,全球经济会恢复增长,并且在2024年呈现更为强劲的势头。”
“中国最近经历了一些挑战,但我们非常看好中国经济在夏天和秋天的表现,对此非常乐观。我们认为中国将以相当快的速度恢复增长,中国和中国人民将在2024年迎来非常不错的年景。”博尔格·布伦德说。
“ESG代表了我们看待发展问题的范式转变,我们现在需要用多维视角来看待发展问题。”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常启德(Siddharth Chatterjee)认为,ESG框架认识到经济繁荣与我们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体系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相互依赖。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总裁兼CEO马尼什·巴普纳(Manish Bapna)表示,ESG投资能够赋能投资者,使其不论投资规模大小,都可以投资与其价值观相一致的标的,让每笔投资都能为其想要创造的未来添砖加瓦,这是一件很有力量的事情。同样重要,或者可能更加重要的是,投资于可持续发展也是企业和投资者防范风险,抓住机遇的方式。
沙特阿拉伯部长理事会总秘书处顾问,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市皇家委员法赫德·拉希德(Fahd Al-Rasheed)介绍,去年利雅得启动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是到2030年,30%的车辆都是电动车,能源组合中50%为可再生能源,排放量减少一半。
ESG国际合作与警惕“漂绿”
在主题演讲一“紧急行动 合作应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挑战”环节,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原司长李高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空喊口号无济于事,落实行动才是关键所在,同时更要防止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损害全球行动能力。
他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共同维护《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主渠道地位和制度体系。二是共同推动形成全方位、广领域、多主体的气候国际合作新局面。三是共同努力加速全球绿色低碳转型。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国际首席顾问,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高级研究员魏仲加(Scott Vaughan)表示,目前一个明显的风险是,ESG和可持续发展实践在不同市场之间正在变得割裂,但比起市场割裂,更重要的风险是“漂绿”,即企业说自己在践行绿色,低碳,自然向好的实践,但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他们的声明。
他表示,是时候推动ESG实践相互融合,互相兼容了。“如何实现这一点?可以通过在国内建立清晰的监管框架,而在国际上推动建立统一的ESG框架来实现。”
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顾问、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Erik Solheim)谈到,人们现在正面临着三重环境危机:污染、自然破坏和气候变化。如何克服这三重环境危机,有三个要素至关重要。首先需要政治领导力。其次需要企业参与。此外,还需要公民行动起来。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代理执行秘书长大卫·库珀(David Cooper)表示,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会影响整个经济和社会,所以一切照旧的商业模式将不能再是人们的选择。要使社会、经济、企业能够生生不息,唯一途径是,承认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土地和水域的退化及污染等危机的存在,并采取行动加以应对。
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主席陈黎明强调,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ESG都是迈向正确方向的重要一步,但ESG本身并非目的所在,目的和手段不应混淆。同时还必须明确,经济目标和ESG目标并没有内在冲突。在当今世界,从观念到行动上作出这一转变非常关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金融中心主任马科斯·阿蒂亚斯·内托(Marcos Athias Neto)指出,在市场层面,大多数投资者认为可持续投资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漂绿”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基金所声称的可持续发展是无法验证或不可信的。“漂绿”行为相当普遍。这会误导投资者,让他们以为自己在支持可持续倡议,也会阻碍企业之间在绿色证书认证上的公平竞争。
ESG催生金融创新与投资机遇
在主题演讲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金融创新”环节,惠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罗·泰勒(Paul Taylor)表示,ESG评估不能仅限于对框架一致性的考量,而是要考虑现有业务活动、募集资金用途、转型战略以及关键绩效指标定义与跟踪,等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或权重比较。目前许多数据供应商都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再加之数据监测范围的不统一性,致使投资者在衡量评级主体或工具层面的实际ESG影响力和绩效时面临极大的挑战,令其可能受到“支持漂绿”的责难。
路博迈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乔治·沃克(George Walker)介绍,路博迈融合ESG因子的投资策略是过程导向型的,这意味着将具有财务重要性的ESG因子视为众多传统要素之一,是投资的一个参考因素,可以对每个证券发行者进行单独判断,识别出其短期和长期可能面临的关键风险。
星展集团首席执行官高博德(Piyush Gupta)介绍,星展银行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在试图围绕可持续性和ESG制定一项总体规划,规划有三大核心:第一个核心是开展负责任的银行业务,进行负责任的融资;第二大核心是进行负责任的商业实践;第三个核心是注重将影响力推动到银行业之外。
在主题演讲三“可持续投资中的长久机遇”环节,瑞银集团资产管理总裁苏妮·哈福德(Suni Harford)表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气候基金市场,对于全球投资者来说,投资中国的资本市场可以分散风险,再加上中国市场拥有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机会,推动投资进入中国市场拥有巨大潜力。除了减轻风险之外,在公开市场、私人市场以及公私合作的新模式混合金融中,都存在超越投资回报目标的机会。
普华永道亚太及中国主席赵柏基(Raymund Chao)介绍,普华永道明确划分了5大创新业务,包括数字化转型、ESG可持续发展、数字产品及解决方案、区域协调发展、未来人才培养。
“ESG投资发展正驶入‘快车道‘”,富兰克林邓普顿全球执行副总裁兼亚太区主席孟宇认为,可持续投资理念的落实不仅需要顶层监管设计,更需要底层财务动机。如何有效吸引金融资本开展ESG投资呢?他认为,只有“高质量信息披露”与“高效激励机制”的协同作用才能真正释放资本市场在气候投资领域的巨大潜能。
“我们将ESG视为一种投资工具,”保德信全球投资管理ESG全球主管尤金妮亚·乌南扬特-杰克逊(Eugenia Unanyants-Jackson)表示,它可用于实现四个不同的目标,分别是:管理投资风险、识别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帮助客户依据其自身价值观、见解或投资偏好进行投资、助力想要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的客户达成目标。
高盛资产管理可持续投资和创新平台亚洲负责人尼尔·马斯卡雷尼亚什(Neil Mascarenhas)表示,高盛的可持续投资主要关注气候转型和包容性增长主题下的增长板块。新能源技术的创新将可以更快地扩展规模,为领先者创造极大的机遇和投资回报。值得注意的是,拥有高碳排放,但进行绿色资本支出的公司,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关注能源转型受益者的ESG基金纳入投资对象。
中国企业为提升ESG竞争力做了什么
在下午的会议中,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温枢刚表示,加快推进ESG体系建设,是中央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以高质量发展更好实现经济属性、政治属性、社会属性有机统一的重要途径。
他介绍,多年来,中国华能集团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将ESG融入公司发展战略,持续推动构建“绿色低碳转型、科技创新引领、共促发展和谐、现代企业治理”的“四位一体”ESG实践和管理体系。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雷鸣山指出,三峡集团因三峡工程而生,三峡工程是治理和保护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兼具防洪、航运、发电、补水、生态等多重功能和综合效益,集中体现了经济、社会、环境三者协调统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项充分体现ESG理念的绿色生态工程。”
雷鸣山介绍,三峡集团在四个方面做了努力。一是聚焦清洁能源主赛道,努力促进能源绿色转型;二是聚焦共抓长江大保护,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三是聚焦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四是聚焦节能降碳主战场,助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ESG要快速发展,首先必须转变认知。”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表示,“现在很多人提到ESG,都认为代表着成本和投入。从短期看,做好ESG确实需要必要的投入,但结合新奥的实践来看,基于创新的理念、模式和技术,这些投入完全有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实现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统一,牵引企业可持续发展”。
王玉锁认为,应在ESG理念牵引下,利用创新的需求侧减碳机制,拉动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碳经济”,有望为解决当下的发展难题提供系统性方案。
诺奖得主如何看全球ESG发展
在下午的主题演讲一“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环节,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Pissarides)表示,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机会需要员工、企业和政府之间进行协作,更加关注终身学习和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协作。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无论在改善工人的福祉上,还是在提高包容性上。”他进一步称,但还需要政府的帮助,政府始终是法律和秩序的监管者,特别是在法律规定的包容性和平等对待条款需要采取行动来落实之时,尤其需要政府的帮助。
“毫无疑问,知识产权一直被滥用,尤其是专利药品上。”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图卢兹大学经济学教授让·梯若尔(Jean Tirole)表示,如果富裕国家不承担研发和药物价格方面的责任,那将是非常糟糕的。当然也不应该让整个行业拖延仿制药物进入市场,应该规范与企业的价格谈判,必须提高医疗保健部门的效率。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利弗·哈特表示,企业在为世界做好事或者避免对世界造成伤害方面,相较于个人而言,更具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具备社会意识的股东,也即是企业的终极控股股东,需要机制来发挥作用。“比如,一家正在污染环境的企业可以选择减少污染,这么做也许会影响企业利润,但是企业的股东,至少大多数股东会说‘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本特·霍尔姆斯特伦(Bengt Holmstrom)表示,思考全球危机时,可以让人们在本地做更多事情,而人们会乐于参与到本地事务中。“我相信现在就行动,在本地做出改变,让人们能够更好的参与,是正确的道路。”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表示,绿色水泥是一项仍处于初期阶段的具有巨大潜力的创新,眼下许多资本投资尚未在中低收入国家进行,我们有机会从现有的水泥转型,是采用低碳技术,而不是被长期的实物资本投资锁定在高碳领域中。“到2050年,我们有很大的机会通过刺激创新、提高效率和参加绿色峰会来减少碳排放。”
ESG与能源转型、气候变化
在下午的主题演讲二“缓解气候危机,助力能源转型”环节,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秘书长胡安·卡洛斯·萨拉萨尔(Juan Carlos Salazar)表示,航空业是首个推出了基于全球市场的碳抵消措施的行业,这一措施已在鼓励可持续航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预计,到2050年,可持续航空燃料、低碳航空燃料和其他更清洁的航空能源将对二氧化碳减排产生最大贡献。
不过胡安·卡洛斯·萨拉萨尔也表示,当前这些燃料的生产水平仍然非常低。如何让这些领域获得所需资金,来扩大生产和分销,仍然是巨大的挑战。他透露,现在正在探索能否建立“国际民航组织金融投资中心”。
中电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志轩表示,无论是全球性组织还是中国、欧盟、美国等国家都在积极推进ESG的发展,不断提出和发布新的可持续发展力报告的编制要求,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编写要求的标准,由各自树立的旗帜到逐步向联合共享的方向转变。
国际能源转型学会会长、国际能源论坛(IEF)第四任秘书长孙贤胜对企业发展ESG提出四点建议:企业管理者要加速构建ESG管理体系;着眼于持续发展问题,做活长期主义的实践;ESG要与数字化、智能化相结合,不断提高企业ESG管理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ESG与本土议题相结合,立足所在地政策环境,大力推动能源转型。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处长丁辉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ESG的重要内容,ESG是积极应对变化、助力能源转型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念和实践抓手。二者互为补充,互相促进。”他建议,要以ESG为核心重塑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价值观;要以ESG为导向构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战略高地;要以ESG为抓手提升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要以ESG为理念共筑应对气候变化的生态圈。
马凯硕相关著作
“在上海举办ESG全球领导者峰会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表明中国仍在致力于推进和解决ESG问题,中国的企业也仍然愿意努力解决ESG问题。但不幸的是,世界范围内,相关的态势出现了倒退。”新加坡驻联合国前大使,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卓越院士、《亚洲的21世纪》《中国的选择》作者马凯硕这样表示。
雨林联盟CEO圣地亚哥·高兰认为,“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以更明智的方式使用已有的资金,并对政策制定和资金投向做出更好的决策。相关的激励措施和补贴需要与转型目标相一致。改变资金的使用方式,将资金从危害环境的活动转向经科学证明能真正造福人类和自然的市场模式,才是我们应走的正确道路。”
ESG在管理战略上如何落地
在下午的主题演讲三“ESG融入管理型战略培养”环节,可汗学院创始人、CEO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谈到,ESG社区、关注社会和教育的社区里的所有人都必须投身其中,如果能够主动地、小心谨慎地利用AI,就一定有机会利用这个技术的转折点,减轻风险并真正最大化益处。
巴黎高级商学院院长埃罗伊克·佩拉什表示,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正迫使人类创造低碳、有韧性、高效利用资源和尊重生物生态系统的新社会模式,也迫使人们加快对大规模低碳能源供应的研究和创新。他指出,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需要新的规范和监管。作为学术机构,商学院的职责是提出并分析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
作为美国最顶尖的7所商学院之一、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院长兼金融学教授、唐纳德·雅各布斯中心银行学和金融学主席弗兰切斯卡·柯内利表示,商学院可以变得鼓舞人心、培养领袖、志存高远,需要教导学生如何成为具有多维技能的领袖。她指出,凯洛格培养的领袖主要侧重三个方面:面对复杂问题不畏惧,分解复杂问题并寻求专家建议、汇总答案;有创造力,跳出思维定式;有同理心,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将会对团队、组织和社会领域以外的人产生何种影响。
“面对变革之风,有人砌围墙,有人建风车”,瑞士EHL酒店管理商学院常务董事兼执行院长伊奈丝·布拉尔表示,重新审视一下这一围墙,会发现占主导地位的完全专注于资本主义收益的西方经济体系已经达到了极限,现在需要重塑它。
瑞士IMD国际管理发展学院院长让-弗朗索瓦·曼佐尼谈到,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企业在两个基本领域开展工作:战略领域和组织领域。他表示,在战略领域,企业通过分配出大量资源进行创新,有些创新并不全是研发新产品或新服务,有时在于创造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在组织领域,创新的企业需要员工以更创新、更灵活的方式行事,包括发明新的商业模式、更加富有革新精神、更加有效地开展合作。
“ESG需要创新的思维”,欧洲工商管理学院高管教育院长萨米尔·哈西亚(Sameer Hasija)表示,现在正在可持续发展或循环经济领域取得飞跃,建立新商业模式,而这些都是由创新驱动的。在他看来,ESG与创新密切相关,但把事情做对还需要别的东西,“为ESG进行设计和创新时,如何确保我们的最大努力在给一个领域带来价值的同时不以牺牲另一个领域为代价。”
在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投资增强企业的韧性?伦敦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执行主任汤姆·米切尔(Tom Mitchell)建议进行ESG投资,“之前没有这样做的投资,现在需要开始重视气候变化,和关注气候变化是如何影响企业和社会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对企业价值和企业的可持续性带来长期风险。”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管理教授、可持续发展政策及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郭栋表示,现在世界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量,而大多数人都居住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应对环境污染、减缓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包括实现绿色转型,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他认为,可持续发展尤其需要聚焦在城市。
伦敦商学院LBS战略与企业家精神教授伊万尼斯·伊万诺夫(Ioannis Ioannou)表示,所有与可持续发展和ESG相关的要求和期待,都要求企业们拥有一种新的领导模式。“这是一种颠覆,因为这种新的企业领导模式,与过去我们习惯的商业模式截然不同。”在他看来,这种新模式需要一系列新的技能、新的能力,甚至以新的思维架构重新思考商业为什么会存在,其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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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能源转型委员会主席、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前主席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发表了演讲。他表示,“从2023年的极端天气事件来看,很明显,我们可能正朝着一个不可持续的未来迈进。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气温状况,陆地上的,还有某种意义上来说更令人担忧的大洋中的某些地区的温度,水文循环的急剧恶化,大规模干旱和野火现象的出现,以及大范围的洪水,和南极冬季冰层的急剧减少等许多事情都必须给世界敲响警钟。”
在阿代尔•特纳看来,到目前为止,建设零碳经济最重要的优先事项是实现大规模的清洁电气化,其次,电力系统本身要尽快实现去碳化。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确保世界各国在其他全球问题上的分歧不会阻碍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
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Borge Brende)表示,我们将会面临很多挑战,但也不是没有希望。“如果我们能开展合作,在增长议程上达成共识,那么到年底的时候,全球经济会恢复增长,并且在2024年呈现更为强劲的势头。”
“中国最近经历了一些挑战,但我们非常看好中国经济在夏天和秋天的表现,对此非常乐观。我们认为中国将以相当快的速度恢复增长,中国和中国人民将在2024年迎来非常不错的年景。”博尔格·布伦德说。
“ESG代表了我们看待发展问题的范式转变,我们现在需要用多维视角来看待发展问题。”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常启德(Siddharth Chatterjee)认为,ESG框架认识到经济繁荣与我们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体系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相互依赖。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总裁兼CEO马尼什·巴普纳(Manish Bapna)表示,ESG投资能够赋能投资者,使其不论投资规模大小,都可以投资与其价值观相一致的标的,让每笔投资都能为其想要创造的未来添砖加瓦,这是一件很有力量的事情。同样重要,或者可能更加重要的是,投资于可持续发展也是企业和投资者防范风险,抓住机遇的方式。
沙特阿拉伯部长理事会总秘书处顾问,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市皇家委员法赫德·拉希德(Fahd Al-Rasheed)介绍,去年利雅得启动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是到2030年,30%的车辆都是电动车,能源组合中50%为可再生能源,排放量减少一半。
ESG国际合作与警惕“漂绿”
在主题演讲一“紧急行动 合作应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挑战”环节,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原司长李高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空喊口号无济于事,落实行动才是关键所在,同时更要防止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损害全球行动能力。
他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共同维护《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主渠道地位和制度体系。二是共同推动形成全方位、广领域、多主体的气候国际合作新局面。三是共同努力加速全球绿色低碳转型。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国际首席顾问,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高级研究员魏仲加(Scott Vaughan)表示,目前一个明显的风险是,ESG和可持续发展实践在不同市场之间正在变得割裂,但比起市场割裂,更重要的风险是“漂绿”,即企业说自己在践行绿色,低碳,自然向好的实践,但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他们的声明。
他表示,是时候推动ESG实践相互融合,互相兼容了。“如何实现这一点?可以通过在国内建立清晰的监管框架,而在国际上推动建立统一的ESG框架来实现。”
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顾问、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Erik Solheim)谈到,人们现在正面临着三重环境危机:污染、自然破坏和气候变化。如何克服这三重环境危机,有三个要素至关重要。首先需要政治领导力。其次需要企业参与。此外,还需要公民行动起来。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代理执行秘书长大卫·库珀(David Cooper)表示,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会影响整个经济和社会,所以一切照旧的商业模式将不能再是人们的选择。要使社会、经济、企业能够生生不息,唯一途径是,承认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土地和水域的退化及污染等危机的存在,并采取行动加以应对。
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主席陈黎明强调,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ESG都是迈向正确方向的重要一步,但ESG本身并非目的所在,目的和手段不应混淆。同时还必须明确,经济目标和ESG目标并没有内在冲突。在当今世界,从观念到行动上作出这一转变非常关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金融中心主任马科斯·阿蒂亚斯·内托(Marcos Athias Neto)指出,在市场层面,大多数投资者认为可持续投资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漂绿”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基金所声称的可持续发展是无法验证或不可信的。“漂绿”行为相当普遍。这会误导投资者,让他们以为自己在支持可持续倡议,也会阻碍企业之间在绿色证书认证上的公平竞争。
ESG催生金融创新与投资机遇
在主题演讲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金融创新”环节,惠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罗·泰勒(Paul Taylor)表示,ESG评估不能仅限于对框架一致性的考量,而是要考虑现有业务活动、募集资金用途、转型战略以及关键绩效指标定义与跟踪,等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或权重比较。目前许多数据供应商都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再加之数据监测范围的不统一性,致使投资者在衡量评级主体或工具层面的实际ESG影响力和绩效时面临极大的挑战,令其可能受到“支持漂绿”的责难。
路博迈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乔治·沃克(George Walker)介绍,路博迈融合ESG因子的投资策略是过程导向型的,这意味着将具有财务重要性的ESG因子视为众多传统要素之一,是投资的一个参考因素,可以对每个证券发行者进行单独判断,识别出其短期和长期可能面临的关键风险。
星展集团首席执行官高博德(Piyush Gupta)介绍,星展银行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在试图围绕可持续性和ESG制定一项总体规划,规划有三大核心:第一个核心是开展负责任的银行业务,进行负责任的融资;第二大核心是进行负责任的商业实践;第三个核心是注重将影响力推动到银行业之外。
在主题演讲三“可持续投资中的长久机遇”环节,瑞银集团资产管理总裁苏妮·哈福德(Suni Harford)表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气候基金市场,对于全球投资者来说,投资中国的资本市场可以分散风险,再加上中国市场拥有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机会,推动投资进入中国市场拥有巨大潜力。除了减轻风险之外,在公开市场、私人市场以及公私合作的新模式混合金融中,都存在超越投资回报目标的机会。
普华永道亚太及中国主席赵柏基(Raymund Chao)介绍,普华永道明确划分了5大创新业务,包括数字化转型、ESG可持续发展、数字产品及解决方案、区域协调发展、未来人才培养。
“ESG投资发展正驶入‘快车道‘”,富兰克林邓普顿全球执行副总裁兼亚太区主席孟宇认为,可持续投资理念的落实不仅需要顶层监管设计,更需要底层财务动机。如何有效吸引金融资本开展ESG投资呢?他认为,只有“高质量信息披露”与“高效激励机制”的协同作用才能真正释放资本市场在气候投资领域的巨大潜能。
“我们将ESG视为一种投资工具,”保德信全球投资管理ESG全球主管尤金妮亚·乌南扬特-杰克逊(Eugenia Unanyants-Jackson)表示,它可用于实现四个不同的目标,分别是:管理投资风险、识别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帮助客户依据其自身价值观、见解或投资偏好进行投资、助力想要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的客户达成目标。
高盛资产管理可持续投资和创新平台亚洲负责人尼尔·马斯卡雷尼亚什(Neil Mascarenhas)表示,高盛的可持续投资主要关注气候转型和包容性增长主题下的增长板块。新能源技术的创新将可以更快地扩展规模,为领先者创造极大的机遇和投资回报。值得注意的是,拥有高碳排放,但进行绿色资本支出的公司,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关注能源转型受益者的ESG基金纳入投资对象。
中国企业为提升ESG竞争力做了什么
在下午的会议中,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温枢刚表示,加快推进ESG体系建设,是中央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以高质量发展更好实现经济属性、政治属性、社会属性有机统一的重要途径。
他介绍,多年来,中国华能集团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将ESG融入公司发展战略,持续推动构建“绿色低碳转型、科技创新引领、共促发展和谐、现代企业治理”的“四位一体”ESG实践和管理体系。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雷鸣山指出,三峡集团因三峡工程而生,三峡工程是治理和保护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兼具防洪、航运、发电、补水、生态等多重功能和综合效益,集中体现了经济、社会、环境三者协调统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项充分体现ESG理念的绿色生态工程。”
雷鸣山介绍,三峡集团在四个方面做了努力。一是聚焦清洁能源主赛道,努力促进能源绿色转型;二是聚焦共抓长江大保护,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三是聚焦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四是聚焦节能降碳主战场,助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ESG要快速发展,首先必须转变认知。”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表示,“现在很多人提到ESG,都认为代表着成本和投入。从短期看,做好ESG确实需要必要的投入,但结合新奥的实践来看,基于创新的理念、模式和技术,这些投入完全有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实现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统一,牵引企业可持续发展”。
王玉锁认为,应在ESG理念牵引下,利用创新的需求侧减碳机制,拉动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碳经济”,有望为解决当下的发展难题提供系统性方案。
诺奖得主如何看全球ESG发展
在下午的主题演讲一“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环节,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Pissarides)表示,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机会需要员工、企业和政府之间进行协作,更加关注终身学习和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协作。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无论在改善工人的福祉上,还是在提高包容性上。”他进一步称,但还需要政府的帮助,政府始终是法律和秩序的监管者,特别是在法律规定的包容性和平等对待条款需要采取行动来落实之时,尤其需要政府的帮助。
“毫无疑问,知识产权一直被滥用,尤其是专利药品上。”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图卢兹大学经济学教授让·梯若尔(Jean Tirole)表示,如果富裕国家不承担研发和药物价格方面的责任,那将是非常糟糕的。当然也不应该让整个行业拖延仿制药物进入市场,应该规范与企业的价格谈判,必须提高医疗保健部门的效率。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利弗·哈特表示,企业在为世界做好事或者避免对世界造成伤害方面,相较于个人而言,更具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具备社会意识的股东,也即是企业的终极控股股东,需要机制来发挥作用。“比如,一家正在污染环境的企业可以选择减少污染,这么做也许会影响企业利润,但是企业的股东,至少大多数股东会说‘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本特·霍尔姆斯特伦(Bengt Holmstrom)表示,思考全球危机时,可以让人们在本地做更多事情,而人们会乐于参与到本地事务中。“我相信现在就行动,在本地做出改变,让人们能够更好的参与,是正确的道路。”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表示,绿色水泥是一项仍处于初期阶段的具有巨大潜力的创新,眼下许多资本投资尚未在中低收入国家进行,我们有机会从现有的水泥转型,是采用低碳技术,而不是被长期的实物资本投资锁定在高碳领域中。“到2050年,我们有很大的机会通过刺激创新、提高效率和参加绿色峰会来减少碳排放。”
ESG与能源转型、气候变化
在下午的主题演讲二“缓解气候危机,助力能源转型”环节,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秘书长胡安·卡洛斯·萨拉萨尔(Juan Carlos Salazar)表示,航空业是首个推出了基于全球市场的碳抵消措施的行业,这一措施已在鼓励可持续航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预计,到2050年,可持续航空燃料、低碳航空燃料和其他更清洁的航空能源将对二氧化碳减排产生最大贡献。
不过胡安·卡洛斯·萨拉萨尔也表示,当前这些燃料的生产水平仍然非常低。如何让这些领域获得所需资金,来扩大生产和分销,仍然是巨大的挑战。他透露,现在正在探索能否建立“国际民航组织金融投资中心”。
中电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志轩表示,无论是全球性组织还是中国、欧盟、美国等国家都在积极推进ESG的发展,不断提出和发布新的可持续发展力报告的编制要求,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编写要求的标准,由各自树立的旗帜到逐步向联合共享的方向转变。
国际能源转型学会会长、国际能源论坛(IEF)第四任秘书长孙贤胜对企业发展ESG提出四点建议:企业管理者要加速构建ESG管理体系;着眼于持续发展问题,做活长期主义的实践;ESG要与数字化、智能化相结合,不断提高企业ESG管理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ESG与本土议题相结合,立足所在地政策环境,大力推动能源转型。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处长丁辉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ESG的重要内容,ESG是积极应对变化、助力能源转型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念和实践抓手。二者互为补充,互相促进。”他建议,要以ESG为核心重塑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价值观;要以ESG为导向构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战略高地;要以ESG为抓手提升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要以ESG为理念共筑应对气候变化的生态圈。
马凯硕相关著作
“在上海举办ESG全球领导者峰会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表明中国仍在致力于推进和解决ESG问题,中国的企业也仍然愿意努力解决ESG问题。但不幸的是,世界范围内,相关的态势出现了倒退。”新加坡驻联合国前大使,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卓越院士、《亚洲的21世纪》《中国的选择》作者马凯硕这样表示。
雨林联盟CEO圣地亚哥·高兰认为,“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以更明智的方式使用已有的资金,并对政策制定和资金投向做出更好的决策。相关的激励措施和补贴需要与转型目标相一致。改变资金的使用方式,将资金从危害环境的活动转向经科学证明能真正造福人类和自然的市场模式,才是我们应走的正确道路。”
ESG在管理战略上如何落地
在下午的主题演讲三“ESG融入管理型战略培养”环节,可汗学院创始人、CEO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谈到,ESG社区、关注社会和教育的社区里的所有人都必须投身其中,如果能够主动地、小心谨慎地利用AI,就一定有机会利用这个技术的转折点,减轻风险并真正最大化益处。
巴黎高级商学院院长埃罗伊克·佩拉什表示,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正迫使人类创造低碳、有韧性、高效利用资源和尊重生物生态系统的新社会模式,也迫使人们加快对大规模低碳能源供应的研究和创新。他指出,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需要新的规范和监管。作为学术机构,商学院的职责是提出并分析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
作为美国最顶尖的7所商学院之一、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院长兼金融学教授、唐纳德·雅各布斯中心银行学和金融学主席弗兰切斯卡·柯内利表示,商学院可以变得鼓舞人心、培养领袖、志存高远,需要教导学生如何成为具有多维技能的领袖。她指出,凯洛格培养的领袖主要侧重三个方面:面对复杂问题不畏惧,分解复杂问题并寻求专家建议、汇总答案;有创造力,跳出思维定式;有同理心,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将会对团队、组织和社会领域以外的人产生何种影响。
“面对变革之风,有人砌围墙,有人建风车”,瑞士EHL酒店管理商学院常务董事兼执行院长伊奈丝·布拉尔表示,重新审视一下这一围墙,会发现占主导地位的完全专注于资本主义收益的西方经济体系已经达到了极限,现在需要重塑它。
瑞士IMD国际管理发展学院院长让-弗朗索瓦·曼佐尼谈到,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企业在两个基本领域开展工作:战略领域和组织领域。他表示,在战略领域,企业通过分配出大量资源进行创新,有些创新并不全是研发新产品或新服务,有时在于创造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在组织领域,创新的企业需要员工以更创新、更灵活的方式行事,包括发明新的商业模式、更加富有革新精神、更加有效地开展合作。
“ESG需要创新的思维”,欧洲工商管理学院高管教育院长萨米尔·哈西亚(Sameer Hasija)表示,现在正在可持续发展或循环经济领域取得飞跃,建立新商业模式,而这些都是由创新驱动的。在他看来,ESG与创新密切相关,但把事情做对还需要别的东西,“为ESG进行设计和创新时,如何确保我们的最大努力在给一个领域带来价值的同时不以牺牲另一个领域为代价。”
在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投资增强企业的韧性?伦敦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执行主任汤姆·米切尔(Tom Mitchell)建议进行ESG投资,“之前没有这样做的投资,现在需要开始重视气候变化,和关注气候变化是如何影响企业和社会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对企业价值和企业的可持续性带来长期风险。”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管理教授、可持续发展政策及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郭栋表示,现在世界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量,而大多数人都居住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应对环境污染、减缓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包括实现绿色转型,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他认为,可持续发展尤其需要聚焦在城市。
伦敦商学院LBS战略与企业家精神教授伊万尼斯·伊万诺夫(Ioannis Ioannou)表示,所有与可持续发展和ESG相关的要求和期待,都要求企业们拥有一种新的领导模式。“这是一种颠覆,因为这种新的企业领导模式,与过去我们习惯的商业模式截然不同。”在他看来,这种新模式需要一系列新的技能、新的能力,甚至以新的思维架构重新思考商业为什么会存在,其目的是什么。
拓展阅读
2023ESG全球领导者大会推荐书单(见后页)
2023ESG全球领导者大会9月14日进入第二天。本次大会主题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大会由新浪财经、中信出版集团主办,老凤祥联合主办,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特别支持。
在今天的大会上,有五位诺奖得主发言,还有来自全球的国际组织负责人、学者、企业家、专业机构共同讨论了如何通过实施ESG策略来推动可持续发展。
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能源转型委员会主席、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前主席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发表了演讲。他表示,“从2023年的极端天气事件来看,很明显,我们可能正朝着一个不可持续的未来迈进。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气温状况,陆地上的,还有某种意义上来说更令人担忧的大洋中的某些地区的温度,水文循环的急剧恶化,大规模干旱和野火现象的出现,以及大范围的洪水,和南极冬季冰层的急剧减少等许多事情都必须给世界敲响警钟。”
在阿代尔•特纳看来,到目前为止,建设零碳经济最重要的优先事项是实现大规模的清洁电气化,其次,电力系统本身要尽快实现去碳化。他认为,当务之急是确保世界各国在其他全球问题上的分歧不会阻碍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
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Borge Brende)表示,我们将会面临很多挑战,但也不是没有希望。“如果我们能开展合作,在增长议程上达成共识,那么到年底的时候,全球经济会恢复增长,并且在2024年呈现更为强劲的势头。”
“中国最近经历了一些挑战,但我们非常看好中国经济在夏天和秋天的表现,对此非常乐观。我们认为中国将以相当快的速度恢复增长,中国和中国人民将在2024年迎来非常不错的年景。”博尔格·布伦德说。
“ESG代表了我们看待发展问题的范式转变,我们现在需要用多维视角来看待发展问题。”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常启德(Siddharth Chatterjee)认为,ESG框架认识到经济繁荣与我们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体系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相互依赖。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总裁兼CEO马尼什·巴普纳(Manish Bapna)表示,ESG投资能够赋能投资者,使其不论投资规模大小,都可以投资与其价值观相一致的标的,让每笔投资都能为其想要创造的未来添砖加瓦,这是一件很有力量的事情。同样重要,或者可能更加重要的是,投资于可持续发展也是企业和投资者防范风险,抓住机遇的方式。
沙特阿拉伯部长理事会总秘书处顾问,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市皇家委员法赫德·拉希德(Fahd Al-Rasheed)介绍,去年利雅得启动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是到2030年,30%的车辆都是电动车,能源组合中50%为可再生能源,排放量减少一半。
ESG国际合作与警惕“漂绿”
在主题演讲一“紧急行动 合作应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挑战”环节,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原司长李高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空喊口号无济于事,落实行动才是关键所在,同时更要防止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损害全球行动能力。
他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共同维护《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主渠道地位和制度体系。二是共同推动形成全方位、广领域、多主体的气候国际合作新局面。三是共同努力加速全球绿色低碳转型。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国际首席顾问,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高级研究员魏仲加(Scott Vaughan)表示,目前一个明显的风险是,ESG和可持续发展实践在不同市场之间正在变得割裂,但比起市场割裂,更重要的风险是“漂绿”,即企业说自己在践行绿色,低碳,自然向好的实践,但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他们的声明。
他表示,是时候推动ESG实践相互融合,互相兼容了。“如何实现这一点?可以通过在国内建立清晰的监管框架,而在国际上推动建立统一的ESG框架来实现。”
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顾问、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Erik Solheim)谈到,人们现在正面临着三重环境危机:污染、自然破坏和气候变化。如何克服这三重环境危机,有三个要素至关重要。首先需要政治领导力。其次需要企业参与。此外,还需要公民行动起来。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代理执行秘书长大卫·库珀(David Cooper)表示,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会影响整个经济和社会,所以一切照旧的商业模式将不能再是人们的选择。要使社会、经济、企业能够生生不息,唯一途径是,承认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土地和水域的退化及污染等危机的存在,并采取行动加以应对。
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主席陈黎明强调,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ESG都是迈向正确方向的重要一步,但ESG本身并非目的所在,目的和手段不应混淆。同时还必须明确,经济目标和ESG目标并没有内在冲突。在当今世界,从观念到行动上作出这一转变非常关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金融中心主任马科斯·阿蒂亚斯·内托(Marcos Athias Neto)指出,在市场层面,大多数投资者认为可持续投资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漂绿”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基金所声称的可持续发展是无法验证或不可信的。“漂绿”行为相当普遍。这会误导投资者,让他们以为自己在支持可持续倡议,也会阻碍企业之间在绿色证书认证上的公平竞争。
ESG催生金融创新与投资机遇
在主题演讲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金融创新”环节,惠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罗·泰勒(Paul Taylor)表示,ESG评估不能仅限于对框架一致性的考量,而是要考虑现有业务活动、募集资金用途、转型战略以及关键绩效指标定义与跟踪,等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或权重比较。目前许多数据供应商都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再加之数据监测范围的不统一性,致使投资者在衡量评级主体或工具层面的实际ESG影响力和绩效时面临极大的挑战,令其可能受到“支持漂绿”的责难。
路博迈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乔治·沃克(George Walker)介绍,路博迈融合ESG因子的投资策略是过程导向型的,这意味着将具有财务重要性的ESG因子视为众多传统要素之一,是投资的一个参考因素,可以对每个证券发行者进行单独判断,识别出其短期和长期可能面临的关键风险。
星展集团首席执行官高博德(Piyush Gupta)介绍,星展银行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在试图围绕可持续性和ESG制定一项总体规划,规划有三大核心:第一个核心是开展负责任的银行业务,进行负责任的融资;第二大核心是进行负责任的商业实践;第三个核心是注重将影响力推动到银行业之外。
在主题演讲三“可持续投资中的长久机遇”环节,瑞银集团资产管理总裁苏妮·哈福德(Suni Harford)表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气候基金市场,对于全球投资者来说,投资中国的资本市场可以分散风险,再加上中国市场拥有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机会,推动投资进入中国市场拥有巨大潜力。除了减轻风险之外,在公开市场、私人市场以及公私合作的新模式混合金融中,都存在超越投资回报目标的机会。
普华永道亚太及中国主席赵柏基(Raymund Chao)介绍,普华永道明确划分了5大创新业务,包括数字化转型、ESG可持续发展、数字产品及解决方案、区域协调发展、未来人才培养。
“ESG投资发展正驶入‘快车道‘”,富兰克林邓普顿全球执行副总裁兼亚太区主席孟宇认为,可持续投资理念的落实不仅需要顶层监管设计,更需要底层财务动机。如何有效吸引金融资本开展ESG投资呢?他认为,只有“高质量信息披露”与“高效激励机制”的协同作用才能真正释放资本市场在气候投资领域的巨大潜能。
“我们将ESG视为一种投资工具,”保德信全球投资管理ESG全球主管尤金妮亚·乌南扬特-杰克逊(Eugenia Unanyants-Jackson)表示,它可用于实现四个不同的目标,分别是:管理投资风险、识别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帮助客户依据其自身价值观、见解或投资偏好进行投资、助力想要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的客户达成目标。
高盛资产管理可持续投资和创新平台亚洲负责人尼尔·马斯卡雷尼亚什(Neil Mascarenhas)表示,高盛的可持续投资主要关注气候转型和包容性增长主题下的增长板块。新能源技术的创新将可以更快地扩展规模,为领先者创造极大的机遇和投资回报。值得注意的是,拥有高碳排放,但进行绿色资本支出的公司,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关注能源转型受益者的ESG基金纳入投资对象。
中国企业为提升ESG竞争力做了什么
在下午的会议中,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温枢刚表示,加快推进ESG体系建设,是中央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以高质量发展更好实现经济属性、政治属性、社会属性有机统一的重要途径。
他介绍,多年来,中国华能集团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将ESG融入公司发展战略,持续推动构建“绿色低碳转型、科技创新引领、共促发展和谐、现代企业治理”的“四位一体”ESG实践和管理体系。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雷鸣山指出,三峡集团因三峡工程而生,三峡工程是治理和保护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兼具防洪、航运、发电、补水、生态等多重功能和综合效益,集中体现了经济、社会、环境三者协调统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项充分体现ESG理念的绿色生态工程。”
雷鸣山介绍,三峡集团在四个方面做了努力。一是聚焦清洁能源主赛道,努力促进能源绿色转型;二是聚焦共抓长江大保护,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三是聚焦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四是聚焦节能降碳主战场,助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ESG要快速发展,首先必须转变认知。”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表示,“现在很多人提到ESG,都认为代表着成本和投入。从短期看,做好ESG确实需要必要的投入,但结合新奥的实践来看,基于创新的理念、模式和技术,这些投入完全有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实现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统一,牵引企业可持续发展”。
王玉锁认为,应在ESG理念牵引下,利用创新的需求侧减碳机制,拉动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碳经济”,有望为解决当下的发展难题提供系统性方案。
诺奖得主如何看全球ESG发展
在下午的主题演讲一“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环节,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Pissarides)表示,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机会需要员工、企业和政府之间进行协作,更加关注终身学习和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协作。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无论在改善工人的福祉上,还是在提高包容性上。”他进一步称,但还需要政府的帮助,政府始终是法律和秩序的监管者,特别是在法律规定的包容性和平等对待条款需要采取行动来落实之时,尤其需要政府的帮助。
“毫无疑问,知识产权一直被滥用,尤其是专利药品上。”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图卢兹大学经济学教授让·梯若尔(Jean Tirole)表示,如果富裕国家不承担研发和药物价格方面的责任,那将是非常糟糕的。当然也不应该让整个行业拖延仿制药物进入市场,应该规范与企业的价格谈判,必须提高医疗保健部门的效率。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利弗·哈特表示,企业在为世界做好事或者避免对世界造成伤害方面,相较于个人而言,更具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具备社会意识的股东,也即是企业的终极控股股东,需要机制来发挥作用。“比如,一家正在污染环境的企业可以选择减少污染,这么做也许会影响企业利润,但是企业的股东,至少大多数股东会说‘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本特·霍尔姆斯特伦(Bengt Holmstrom)表示,思考全球危机时,可以让人们在本地做更多事情,而人们会乐于参与到本地事务中。“我相信现在就行动,在本地做出改变,让人们能够更好的参与,是正确的道路。”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表示,绿色水泥是一项仍处于初期阶段的具有巨大潜力的创新,眼下许多资本投资尚未在中低收入国家进行,我们有机会从现有的水泥转型,是采用低碳技术,而不是被长期的实物资本投资锁定在高碳领域中。“到2050年,我们有很大的机会通过刺激创新、提高效率和参加绿色峰会来减少碳排放。”
ESG与能源转型、气候变化
在下午的主题演讲二“缓解气候危机,助力能源转型”环节,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秘书长胡安·卡洛斯·萨拉萨尔(Juan Carlos Salazar)表示,航空业是首个推出了基于全球市场的碳抵消措施的行业,这一措施已在鼓励可持续航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预计,到2050年,可持续航空燃料、低碳航空燃料和其他更清洁的航空能源将对二氧化碳减排产生最大贡献。
不过胡安·卡洛斯·萨拉萨尔也表示,当前这些燃料的生产水平仍然非常低。如何让这些领域获得所需资金,来扩大生产和分销,仍然是巨大的挑战。他透露,现在正在探索能否建立“国际民航组织金融投资中心”。
中电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志轩表示,无论是全球性组织还是中国、欧盟、美国等国家都在积极推进ESG的发展,不断提出和发布新的可持续发展力报告的编制要求,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编写要求的标准,由各自树立的旗帜到逐步向联合共享的方向转变。
国际能源转型学会会长、国际能源论坛(IEF)第四任秘书长孙贤胜对企业发展ESG提出四点建议:企业管理者要加速构建ESG管理体系;着眼于持续发展问题,做活长期主义的实践;ESG要与数字化、智能化相结合,不断提高企业ESG管理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ESG与本土议题相结合,立足所在地政策环境,大力推动能源转型。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处长丁辉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ESG的重要内容,ESG是积极应对变化、助力能源转型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念和实践抓手。二者互为补充,互相促进。”他建议,要以ESG为核心重塑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价值观;要以ESG为导向构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战略高地;要以ESG为抓手提升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要以ESG为理念共筑应对气候变化的生态圈。
马凯硕相关著作
“在上海举办ESG全球领导者峰会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表明中国仍在致力于推进和解决ESG问题,中国的企业也仍然愿意努力解决ESG问题。但不幸的是,世界范围内,相关的态势出现了倒退。”新加坡驻联合国前大使,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卓越院士、《亚洲的21世纪》《中国的选择》作者马凯硕这样表示。
雨林联盟CEO圣地亚哥·高兰认为,“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以更明智的方式使用已有的资金,并对政策制定和资金投向做出更好的决策。相关的激励措施和补贴需要与转型目标相一致。改变资金的使用方式,将资金从危害环境的活动转向经科学证明能真正造福人类和自然的市场模式,才是我们应走的正确道路。”
ESG在管理战略上如何落地
在下午的主题演讲三“ESG融入管理型战略培养”环节,可汗学院创始人、CEO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谈到,ESG社区、关注社会和教育的社区里的所有人都必须投身其中,如果能够主动地、小心谨慎地利用AI,就一定有机会利用这个技术的转折点,减轻风险并真正最大化益处。
巴黎高级商学院院长埃罗伊克·佩拉什表示,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正迫使人类创造低碳、有韧性、高效利用资源和尊重生物生态系统的新社会模式,也迫使人们加快对大规模低碳能源供应的研究和创新。他指出,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需要新的规范和监管。作为学术机构,商学院的职责是提出并分析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
作为美国最顶尖的7所商学院之一、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院长兼金融学教授、唐纳德·雅各布斯中心银行学和金融学主席弗兰切斯卡·柯内利表示,商学院可以变得鼓舞人心、培养领袖、志存高远,需要教导学生如何成为具有多维技能的领袖。她指出,凯洛格培养的领袖主要侧重三个方面:面对复杂问题不畏惧,分解复杂问题并寻求专家建议、汇总答案;有创造力,跳出思维定式;有同理心,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将会对团队、组织和社会领域以外的人产生何种影响。
“面对变革之风,有人砌围墙,有人建风车”,瑞士EHL酒店管理商学院常务董事兼执行院长伊奈丝·布拉尔表示,重新审视一下这一围墙,会发现占主导地位的完全专注于资本主义收益的西方经济体系已经达到了极限,现在需要重塑它。
瑞士IMD国际管理发展学院院长让-弗朗索瓦·曼佐尼谈到,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企业在两个基本领域开展工作:战略领域和组织领域。他表示,在战略领域,企业通过分配出大量资源进行创新,有些创新并不全是研发新产品或新服务,有时在于创造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在组织领域,创新的企业需要员工以更创新、更灵活的方式行事,包括发明新的商业模式、更加富有革新精神、更加有效地开展合作。
“ESG需要创新的思维”,欧洲工商管理学院高管教育院长萨米尔·哈西亚(Sameer Hasija)表示,现在正在可持续发展或循环经济领域取得飞跃,建立新商业模式,而这些都是由创新驱动的。在他看来,ESG与创新密切相关,但把事情做对还需要别的东西,“为ESG进行设计和创新时,如何确保我们的最大努力在给一个领域带来价值的同时不以牺牲另一个领域为代价。”
在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投资增强企业的韧性?伦敦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执行主任汤姆·米切尔(Tom Mitchell)建议进行ESG投资,“之前没有这样做的投资,现在需要开始重视气候变化,和关注气候变化是如何影响企业和社会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对企业价值和企业的可持续性带来长期风险。”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管理教授、可持续发展政策及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郭栋表示,现在世界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量,而大多数人都居住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应对环境污染、减缓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包括实现绿色转型,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他认为,可持续发展尤其需要聚焦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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